图：为了一个住房梦，人们有?不同的奋斗
日前，北京市住建委等部门出台新规，对“打隔断”等群租乱象进行整治。这则新规一经出台便引发争议，不少民众通过微博、论坛等方式表达不解和反对，其中集中性的意见为，此条款忽视了租房者的艰辛。有网民吐槽道，“有头髮谁愿意当癞痢头？谁喜欢每天起早贪黑，吃着地沟油，喝着三聚氰胺，挤着地铁公交，晚上还要在房间被隔成N个‘鸽子笼’的合租房里住？真想治理就应该治理那不吃不喝三十年也买不起的天价房吧！”
这种抱怨虽然有点偏激，但也道出了问题的真谛。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内地城市住房租金自2010年以来一直保持持续上涨趋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民众工资收入水平并未有明显提升，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一些年轻人的“房租与收入比”高达40%以上。这部分群体的生活状况决定了单独租房的不经济性与不现实性。
诚然，“群租房”存在诸多治安、消防和安全隐患，但两者之间也并不天然具有因果联繫。“法不禁止即自由”，从目前的法律来看，并没有禁止承租户“群租”的法律规定。而《业主公约》的具体内容应该是业主与租户协商后经过相关程序达成的协议，管理部门只能制订程序、监督审核，不该对公约中出租房面积大小等等作出具体限定。因此，暂且不论此新规是否合乎情理，单单相关部门将职能意愿加进“公约”本身就有逾权之嫌。
其实，“群租禁令”并非头一回出现，之所以隔几年就要出台一次，恰恰证明了这种不切实际的政令实施效果差强人意。除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进门难、认定难、执行难”等问题之外，关键的弊病在于它“只堵不疏”，难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应该看到，群租氾滥背后是艰难的民生现状，群租市场的繁荣折射出的是城市住房供应结构性的矛盾。政府当真要施以行政干预，就应当体现权利与义务对等，一方面，应以“市场化手段、公益化目的”稳定租赁市场价格，或核定受益对象发放租房补贴，缓解年轻人和中低收入群体的居住困难，否则政府就没有权力强制禁止群租房的存在。
另一方面，针对非传统意义的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保障问题，政府应进一步扩大公租房、廉租房等房源，且应打破受益群体的户籍限制，让这部分“夹心层”群体能获得安身立命之地。在这方面，香港拥有被视为全世界最成功的居民安居工程，当中离不开香港政府的长期投入、高效的财政计划，及公屋管理部门高效务实的专业运营，这些经验可为中国内地刚刚起步的廉租、公租住房保障体系提供宝贵的借鉴。
从房价、租金持续高昂的态势，从“胶囊公寓”、“地下标间”到“蛋形蜗居”，一脉相承的新闻烘托出的是一种极端无奈的生活状态。如何妥善解决，确保民众基本的租房权利和居住尊严，是考验政府智慧且牵一动百的复杂工程。倘若不能化解蚁族们的住房矛盾，“群租房”就必然有顽强的生存土壤，即便简单粗暴的禁令出台了，相信它仍会改头换面继续存在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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