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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末，范敬宜先生写过一篇随笔，题为《感人即在平易处》，“不料这样一篇纯属谈论新闻业务的短文，竟被好几家报刊转载或摘登，有的还给换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人过六十学说话》，弄得后来成为朋友间调侃的资料。甚至何鲁丽副委员长也见面就问我：‘学说话学得怎么样了？’”（范敬宜《人近七十学听话》）
虽说“人过六十学说话”这一改“耸人听闻”，但范敬宜先生显然还是喜欢的，因此这短文在收入《敬宜笔记》时就有了这么一个题目：人到晚年学说话。
这篇短文，其实“紧扣”“学说话”的，也就起首两小段百多字，说这标题“耸人听闻”也不为过，但因是真话、心里话，所以特别“抢眼”：
人到晚年，万事休歇，不免俯仰平生，总结得失，这时忽然感悟：尽管在报海沉浮了几十年，其实还没有怎么学会说话。
所谓没有怎么学会说话，并非说自己说的话让人听不懂，而是把光阴花在学套话、官话、空话上太多，而群众要听的、愿听的、爱听的话却越来越说不利落，很少能说出可以说到群众心坎上的那种话。
范敬宜先生的这一感悟，“群众”以外的人，无论是否已到晚年、是否在位，大概都会有切身感受，或有所共鸣，或有所触动，当然也一定会有大声叫好的。但“把光阴花在学套话、官话、空话上太多”之后，真要像范敬宜先生那样，“万事休歇”之后身体力行“学说话”（所谓“群众要听的、愿听的、爱听的话”，无非就是真话、实话、人话），恐怕也难，尤其是那些早已将“套话、官话、空话”烂熟于胸，一开口便似发自肺腑的人。更不要说在位者了，毕竟他们那样说话“不是没有报酬”的……
奥地利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写过一篇短文《声音模仿者》（见《歷代大师：伯恩哈德作品选》），说有一位能模仿“相当著名的一些人物的讲话”的“声音模仿者”，经常应邀作“不是没有报酬”的表演。由于是拿报酬的，观众（给钱的人）自然就是“上帝”，因而凡有观众要求加演，他都很乐意地一一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有一次，这位“声音模仿者”却拒绝了观众的要求，因为观众“建议他模仿一下自己的声音”，他说，这个他办不到。
何鲁丽问范敬宜“学说话学得怎么样了？”既是调侃，也道出了“声音模仿者”模仿“自己的声音”一般是很难办到的。
言为心声。“声音模仿者”自然难有“独立之思想”，更不要说“自由之精神”了。换言之，想说真话、实话、人话，首先必须要有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所幸的是，范敬宜先生那一辈中，还有一些书生意气者，他们随“革命洪流”一路奔涌过来“万事休歇”之后，终于有了自己“其实还没有怎么学会说话”的感悟，从而激发了其内在原本潜藏?的独立思考意识，于是利用相对自由的时间和空间，开始思考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我看来，这样一种“万事休歇”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吴江先生所谓的某种“居士”生活。
二○○五年，吴老曾写过一篇短文，题为“自号‘居士’不足奇”（见《吴江文稿》下卷），开篇即说：
去年我游杭州胜地灵隐寺，与一法师交谈，我问他，我现在离休在家，做点研究，可否也称“居士”呢？他答：施主可悉听尊便，“居士”并非佛学的专用名词。
文章在对“居士”作了一番简略的考据之后，又说：“现在自号‘居士’者多是退休人员，过去常弄笔头的人，有的尚身居教授职位。”“有人说他们是‘看破红尘’的人，或说是‘自我调侃’的人”，但吴老却认为──
其中一定也有认真的人，有读书和研究习惯的人。他们自称为居士，不过是表示他们已不再参与政事，摆脱俗务，淡泊自守，居家潜心研究一些问题，或做点其他的善事，借此仍尽可能为人民做点事。
这段文字其实也是吴老自况，因而写得谦逊、节制，“独立思考”的含义虽尽在其中，却不?一字。
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思考”可以，“独立”不好说，吴老才没写那四个字︱我这么说是因为想起了一件事。
那也是二○○五年，龚育之先生在“于光远学术思想研讨会”上有过一篇发言，将于老建国后的经歷分为三个时期，在谈到于老“退下来以后的第三个时期”时，他热情洋溢地说道：
我以为，对他来说，是一生经歷中更重要、更富于成果的时期。无官一身轻，他有了更多的可以自己支配的自由时间，有了更广阔的从事学术活动的自由空间，思想境界上也更加挥洒自如，独立思考了。
韩钢先生在龚育之《党史札记末编》的《编后记》中说，“这段对于老的概括，相当传神。说的是于老，又何尝不是他（龚育之）本人思想境界的一种体现、他自己现实生活的一种写照呢?”因而龚育之先生很看重这段文字。据韩钢先生回忆，当时有一家规格不算低的报纸要摘发龚育之的发言，但要求删去上面那段文字。龚育之答覆说：“不能删，我已经讲得够含蓄了，没有什么可忌讳的。”对方再告：并无忌讳，限于篇幅，仍不能恢復。龚育之对此明确表示：如不恢復，则不同意发表。文章最终还是发表了，这段话也恢復了，但删去了“独立”两字。
主动退下来后“更鲜明地作独立思考，更多地用独立语言表达”（韩钢语）的龚育之先生，曾“希望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继续写点东西”，但终究还是“思考”可以，“独立”不好说。可见，一个人真要“独立思考”，也难。故而，“独立思考者”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尤为可悲的是，这些难得的“独立思考者”的思想学术价值，还常常被国人习惯性的“左中右”思维所遮蔽。
吴江先生仙逝后，我曾读到一篇纪念文章，文章不长，却似乎一定要给吴老在“左、中、右”之中找个“定位”。文章说现在思想文化界有“左派”、“右派”之说，有人说自己“超越左右”，其实可能不是“左”就是“右”，而吴老倒是“适中”的。这话不能说全无道理，但作者还嫌意犹未尽，又将吴老“分类”归入了什么“派”……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一定要将人聚而为“派”进而为“阵营”，贴上“左中右”的标籤，并以此为某一个人“定位”，却未免简单化了。众所周知，中国的所谓“阵营”从来缺乏包容性，而是习惯于“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这实在是有悖于好标籤者也标榜崇尚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因而，“独立思考者”一旦被“阵营化”，其思想学术的独立性便必然会被“标籤”所“覆盖”、抹杀。
在中国，做一个真正的“独立思考者”，难；也因此，“独立”的发声，常常就像空谷长啸──凄厉……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夜 虞非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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