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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做过研究,仅凭读书的印象,中国古代的夫妻为了某一个原因离婚的现象并不太多,即使是女人不孕,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也少有遭弃。民国时期,山西军阀阎锡山妻子不孕,阎锡山迫不得已娶了二房为他传宗接代,但正房的地位毋庸置疑。当然,也有被迫离婚,一般都是因为婆媳关系不和,但假离婚的绝对不会有,不像如今,如同习惯性流产,民间动不动就出现假离的闹剧。

  从这点说,我国古代的婚姻结构和现在的美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女人嫁出去就得随男人的姓,正所谓“嫁鸡随鸡”,这是否也是保持家庭稳定的一个有效手段。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妻子希拉里.黛安.罗登.克林顿虽位极人臣,当过国务卿,也得随男方的姓。我国古代也是如是,我奶奶本姓周,爷爷姓肖,奶奶嫁到肖家,便改为肖周氏。解放后,妇女地位提高,妻子不再改姓,否则,我的夫人如今也应和我奶奶同名同姓,这就有点乱。不过,从古代婚姻中女性姓氏的更改或许可以看到古人对于婚姻的敬重,这和男尊女卑似乎没有太大关系。秦始皇统治时期,徵集男人去边关修筑长城,孟姜女千里寻夫,得知丈夫已死,失声痛哭,以至长城崩塌,这是我们小时候读过的《孟姜女哭倒长城》课文,成为当时夫妻恩爱的典范。教育部选这篇文章作为必学课文,估计其用心是希望一代代人能够尊重婚姻的神圣。现在自然不会再选,谁还会对一纸证书作如此的教化,从这点说,也许可窥见今教育的缺失。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定,则社会稳定。所以,古代的歷代政府对优秀的家庭婚姻一直持褒奖的态度。去安徽皖南山区,有很多由皇室赐建的牌坊,通常都是鼓励忠贞爱情的行为,起到一种引导的作用。这些牌坊就相当于现在的政府嘉奖令,区别在于,古代的嘉奖形式是永久的,凝固的,让人们千古永记,不像现在,发一纸文件,不出一月便无人记起,流于形式。去牌坊群游览,见到那么多关于忠贞爱情故事的牌坊,人们更多的是惊奇于古人的愚腐,可见,今人和古人有多么大的代沟。

  解放后,人们的婚姻观发生了一些变化,最具代表性的是从战争年代进城的一些干部,一下子置身于繁华的城市,看到满街和老家女人判若天地的城市姑娘,皮肤白皙,齐耳短髮,装束时尚,谈吐文静,和过去的“三寸金莲”相比,这才知道昔日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是多么的肤浅可笑。我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当兵,不少团以上军官休了原配夫人,和城里小自己十多岁的如花似玉知识女性再接连理。这种现象无可厚非,因为他们和原配之间本少有爱情,有不少也许正是因为逃婚才出来革命。即便是像如鲁迅这样的文豪,也不例外。他们和原配的分手,正是和封建制度决裂。但也有不少是被花花世界迷倒的,上世纪六十年代风靡全国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有位三排长陈喜,在进驻上海后,嫌弃农村妻子春妮,就是喜新厌旧的代表人物。

  第二次变化应当要算是“文革”时期。当时,许多知识青年响应国家号召,满怀?一腔热血到广阔的农村战天斗地,可当身心彻底疲惫之后发现,过去熟悉的城市已变得遥远而陌生,甚至不再属于自己,这时,他们的身体正处于健壮期,有性的慾望,有延续家庭香火的压力,他们绝望了,无奈之下在村里娶妻生子,过起“老婆孩子热坑头”的平庸生活。不曾想,歷史又和他们的人生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后来,他们可以考大学,可以回城。可严格的户籍制度和对盲流的严厉处罚让他们必须在家庭和独自回城的选项中的权衡,大多选择了后者。也有对于这种特殊婚姻的守护者,他们只能在乡村过?贫困而寂寞的生活,无疑,灵魂是高尚的,但代价是要一辈子过这种清贫的生活,更关键的是子女从此很难受到良好的教育,和他们一样变得碌碌无为。所以,对于这样的离异,我们真的不能指责谁,夫妻双方都是受害者。

  而今,又出现了第三次离婚的现象,我不是指演艺界已出名或未出名的所谓明星们中的那些事儿,那是很无聊的,不值得在此花费笔墨,而是来自于平民阶层。前者之所以不值一提是因为他们纯粹是为“性”那点事儿,而后者则是关系到社会问题,关乎社会结构的稳定。他们有很坚实的家庭基础和感情基础,离婚是出于无奈,更多的是假离。原因是由于对已有一房家庭再次购房的限制贷款政策,上海、青岛等地均出现“离婚潮”,甚至有许多七八十岁的老人也名列其中。为了应对汹涌而来的离婚潮,南京一婚姻登记处不得不临时启用离婚“限号”措施。这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也是无奈的选择,直接导致全国的许多家庭在“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之下走进离婚的“电堂”,这个“电”是高压,他们要为此承受巨大的復婚风险。有人指责这些夫妻的假离是为了一点利益而亵渎神圣的婚姻。指责的人当然是高尚的,但作为一介平民,本来就如司马迁所说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们面对如此强大的政策导向,为了改善住房条件,为了学区房,除了假离,还有其他什么办法呢?

  从古代婚姻的坚固到而今婚姻的随意,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沦丧,无法评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任何一项关系民生政策的出台都有可能对每个家庭关系的走向带来实质性的影响,特别是一定不可以为了规避某种现象而将家庭这个最敏感的细胞捆绑进政策中来,这样极有可能有意无意地纵容一些不良社会风气的产生,政府也极有可能会有意无意地成为拆散家庭结构的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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