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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刚来中国两年了，在这两年中，他用镜头记录下了一些中国年轻人的生活，而这些年轻人，也得以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关于理想与现实，也关于我们这个时代。他说：“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拍摄，让日本了解中国的每个个体在如何生活。”
他承担了这些项目的所有花费，“我也会担心自己的经济状况。作为自由摄影师，我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但花费都是自己承担。”他说，“我会接一些商业项目来维持生活和自己的拍摄，不过有时会好几个星期没有收入。”
此前，这位刚年满三十的摄影师在美国生活了十年，他对中国的印象全都来自媒体：中国购买非洲的资源，奥运会场面宏大，舆论不太自由。那时候他常常被认作中国人，但他对中国的人并没有概念。“我想真正了解中国的年轻人，而不是宏观的国家图景。”
他亲眼所见的中国更多细节，也更生动。比如在接受采访的路上，他被公交乘客扔出的垃圾砸到了。换作别人也许会觉得恼怒，但对一个渴望了解当地文化的摄影师，这却是另一种趣味。
高山刚在中国的第一个项目，是拍摄小城青年。随着经济发展，小城也充满了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活步调。拍摄时，很多年轻人会好奇地用电视里学来的日语和高山刚打招呼。麦当劳不再是大城市专属，小城的快餐店常常坐满了年轻人，尽管这不健康。高山刚在一个减肥中心看见了那些为肥胖所苦的年轻人正在接受针灸治疗——他们认为传统方法也许会有效。
赵宏利用业余时间在朋友的家中录歌，并在北京一个电视台的节目做兼职DJ。
赵宏是高山刚在中国的第一个朋友，也是他的拍摄对象。两年前，他白天是上班族，晚上和自己的乐队排练，周末演出。两年后，他依然在公司上班，文了身，头发变长，将发行自己的专辑。高山刚希望能像这样长期接触一个拍摄对象，记录他们自身与时代的变化。他喜欢的摄影师Dorothy曾经用了十七年来跟踪拍摄一个女孩，见证了她人生的起落跌宕，但他并不确定自己也能找到这样的拍摄对象。
拍摄期间，高山刚渐渐感觉到，这些年轻人与他和他的日本朋友们都面临着相似的困境。追求个人理想的过程中，经济压力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都是一个问题。
在徐州，他遇到一个称自己叫Noname的Hip-Hop舞者，靠教街舞维持生活。在周围的人看来，这是不务正业。高山刚陪他在滑板店里等他的朋友时，他显得有些无聊。他无声无息地站起来，缓缓地蜷缩到地板上，那一刻，高山刚开始理解他的脆弱。现在他的生意不如过去，学生越来越少。日本也有一些青年群体，靠一份不太正式的工作养活自己，但基本开销不会对他们构成太大压力。
高山刚在吉林东北电力学院外遇到了一对学生情侣。虽然在小城市，仍然有很多年轻人听从父母安排的婚姻，但这对情侣是自由恋爱。可是当他们被问起是否愿意结婚时，双方都表示，毕业后还是先稳定工作再考虑结婚。
徐州文化艺术学院的课堂上，16岁的王露乔正在练功。越来越多的父母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送到艺术学校，以便孩子将来有一技傍身。
对日本的年轻人来说，婚后依然租房并不奇怪，虽然他们也希望最后能买到自己的房子。中国小城的年轻人重心大都偏向家庭，家长的期待与稳定的生活对他们非常重要。在益阳，一所中学的老师告诉高山刚：“现在独生子女都被宠坏了。”父母都是爱孩子的，但在日本，他从未听说过哪个朋友的家人给他们配好了车和房子。
高山刚也认识一些从外地来到北京工作的年轻人。
其中一个月收入已经过万，却租住在和厨房差不多大小的房间里，因为他希望能努力攒钱买上房子。对一些年轻人来说，婚前如果没有稳定的住房，似乎一切都很渺茫。不过，在肇庆这样发展相对较快的三四线城市，很多年轻人已经开始思考，是否一定要去生活艰难的大城市追寻理想。
两年前选取小城青年拍摄对象时，随机性比较大。“小城市的年轻人也是多种多样的，并不都是我在街上见到的那些。”他准备重新回去探访那些小城青年，他想知道 “如果那些年轻人已经有了车和房子，现在过得幸福吗？将来又会怎样？”
采访结束后，他在路旁等待公交车，看起来和周围普通的中国青年没有什么区别。还要在中国待多久，他并没有具体的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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