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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是明朝重要权臣，擅专国政达二十年之久，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明史》把他列为明代六大奸臣之一，说他“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卖国求荣。但是，在他的老家江西分宜，严嵩却有?不错的口碑，明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卷八》中称“严分宜作相，受世大诟，而为德于乡甚厚，其夫人欧阳氏尤好施捨，至今袁人（分宜县明代属袁州—笔者註）犹诵说之”。对此，曾经担任万历年间首辅大臣的朱国桢在他的《涌幢小品》中亦有记叙：“分宜之恶，谭者以为古今罕俪。乃江右人，尚有馀思，袁人尤甚，余过袁问而亲得之。可见舆论所评自有不同处。”
也不仅是严嵩在朝廷做官与在家乡做人截然不同，事实上，作为同时代的另一位曾经权倾朝野的阁臣之首辅焦泌阳—焦芳情况也与严嵩相类。还是在沈德符的《万历野获卷八》中有这样的记载：焦芳在武宗年间，与宦官刘瑾沆瀣一气，属于跟张西麓同一类的人。刘六、刘七的农民起义军曾经经过他的故乡，未能捉拿到焦芳，于是就扎了一个草人作焦芳让他跪地模拟斩首，说是为天下人诛杀此贼，由此足见人们对他有多痛恨了。可焦芳家乡中州的举人和乡贤们却写文章祭奠他—原因是泌阳的老百姓到现在还在怀念他。而在记叙了这段“故事”之后，沈德符来了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议论：“可见居官居乡，自是两截事。”
其实，又何止是明代，就是在今天，一些贪腐之人居官居乡不也同样是“两不同”？譬如说曾经引发公众高度关注的重庆“不雅视频”的男主角—也就是前重庆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就属于这样的角色：官场上的他，手伸得很长，受贿至少三百多万元，生活腐化堕落；但是，在他的老家长寿县（区），他的口碑却很好。人们反映，老乡有什么困难找到他，只要能帮忙的他一般都不推脱，尽力给予帮助；他对县里的老领导们十分照顾，帮助安排子女入学就业。也不仅是雷政富，相当数量的已经落马的贪官都是这样。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委实是十分值得探究的一个问题。
“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的顺口溜，眼下十分流行。在那些腐败变质的官员那里，这样的思维无疑很有市场。并且，地位越高，权力越大，往往贪污受贿的数额也越大的事实告诉我们，一个官员是否清廉，与其所接受的相关教育的多少基本不存在正比例关系，而是由人性的弱点与制度的缺陷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私心杂念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客观存在，哪个人都有；遏制腐败的关键在于有没有建立起科学、严格的监督和控制体系，包括体制上的和机制上的。而作为官员“居乡”的表现或者说家乡父老的口碑，由于具有相当的特殊性，更不能简单地作为评价其廉洁与否的标准。因为一般而言“兔子不吃窝边草”是普遍规律，同时，给家乡百姓谋得某些好处，也是人之常情—毕竟这里是其衣包之地，有太多的亲戚、朋友、熟人，是其事业起步的地方，也可能是其落叶归根的地方。所以，他们能不有所眷顾？这样得来的口碑到底有多大的价值？
人性的复杂性决定了每一个人可能都是两面人。因此，评价和判断一个人不能止于一个角度所看到的结果，而应多角度观察与评价。也可以说，对于为官之人的评价和判断，不能只看其“居乡”的一个面，更应看看他“居官”与“居乡”是不是相同，是为多数人谋幸福，还是为少数人谋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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