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先生的命题 资治通鉴, 初中生, 节度使, 粮食, 小康

　　消闲的好办法，是读史。然而读到“后唐”这一朝，原先的一点闲情逸致，全没了。

　　满打满算，“后唐”寿命，不过十四年，一个初中生的年龄，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凭良心讲，“后唐”皇帝，并非个个都昏天黑地。比如明宗李嗣源，就比较宽厚，“性不猜忌，与物无竞”。有个节度使，屡次献马给他，他都拒收，说：“卿在镇为治何如？勿但以献马为事！”对此，《资治通鉴》评价很高：唐明宗虽出于胡人，斯言也，君人之言也。”他在位之年，粮食丰收，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

　　但小康之年，有人还是看出了毛病。《旧五代史．唐书》记载，有一天，大理少卿康澄上书说：依我看，童谣谶语，不是祸福之本；凶兆吉兆，也非兴亡之源。国家有不足惧者五，有深可畏者六─

　　“阴阳不调不足惧，三辰失行不足惧，小人讹言不足惧，山崩川涸不足惧，蟊贼伤稼不足惧……贤人藏匿深可畏，四民迁业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誉乱真深可畏，直言蔑闻深可畏。不足惧者，愿陛下存而勿论；深可畏者，愿陛下脩而靡忒。”

　　这位康先生，文学根底深，是无疑的了，口吐一串排比句，气势不凡。对他的命题，《资治通鉴》曾有不同看法：“词气之间抑扬太过，将使人君忽于变异灾伤而不知警省，非笃论也。”但实际上，康先生的本意，是为了突出重点，将“深可畏者”强调一下，使明宗提高警惕，抱定疗救的决心，让“不轨不物之徒”洗心革面，让“无礼无仪之辈”有所改悔，从而“荡三季之浇风，振百王之旧典”。

　　明宗听了，不但没指责，还“优诏奖之”。这表明，在讲道理的君主面前，“言路”不仅宽绰，而且有奔头。

　　问题是，嘉奖过后，针对那几项“深可畏者”，有多少实际行动？或许是年老多病，力不从心，或许是诸事纷扰，视线分散，或许是能力虽强，掣肘甚多，或许是察人不深，被人蒙骗，或许是心慈手软，难下重拳。

　　比如“廉耻道消”。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价值观颠倒”，香的不香，臭的不臭。“官场不倒翁”冯道，在明宗时被重用，当上宰相。明宗对他的圆滑性格、“墙头草”本质，未能明察。明宗死后，冯道唯官位是图、不知廉耻的面目，日益明显。当时，“为政者皆胥史小人”，对冯道，跟风者不少。于是投机钻营，蔚为香喷喷的风气。闵帝李从厚登基不久，潞王李从珂举兵来攻，冯道看到闵帝幼弱，不是潞王对手，就摇身一变，命人写“劝进文书”，率领大伙迎候潞王登基。有人对此质疑，冯道辩解说：“事当务实。”好一个“务实”！什么善恶之分、廉耻之别，什么“为相者贵于持危扶颠”的准则，统统滚一边去！整个“后唐”社会，价值观迷失，因而《资治通鉴》说：“史言自古以来，众叛亲离未有甚于此时。”至于明宗的女婿石敬瑭，不知世上有“羞耻”二字，甘做契丹人的“儿皇帝”，割幽、蓟、瀛、莫、涿等十六州给契丹，至今读到这一页，犹觉臭烘烘！

　　比如“上下相徇”。当时，朝廷内外，各打算盘；上下乖睽，骨肉猜忌。为夺帝位，兄弟阋于墙。“亲军”之号，始于明宗，但“方镇各自有兵，天子亲军犹不过京师之兵而已”。地方的兵权越大，对京城越是造成威胁。“荧荧不灭，炎炎奈何？”而下层士兵，也都是为钞票上阵。明宗在位时，对军队动辄给以赏赐，使士兵贪得无厌。潞王李从珂登基后，更是赏赉无度，致使国库掏空，“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后来，又搜刮民财以充数，钱?不足，“下军巡使狱，昼夜督责”，以致囚繫满狱，不少人自缢、跳井。老百姓骂这些满脸骄色的军士：你们为君主打仗立了功，反而使我们鞭胸杖背，出财为赏，你们还洋洋得意，难道不有愧于天地吗？最终，李从珂这小子，“以骄兵推戴而得天下，亦以骄兵不为用而失天下”。

　　末了的归结，应该是四个字：人心浇薄。人心一乱，“后唐”不咽气也难。

　　请允许我，当一回“事后诸葛亮”。我觉得，康澄先生的命题，虽然警醒，却不完整；有必要，补正如下─

　　“深可畏者”可怕；而听到了“深可畏”之警钟、奖励了敲警钟之人，却不採取强有力措施去整治，对“人心”的重建掉以轻心，以致祸起萧墙、倏然亡国，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