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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棒棒军”，重庆能源集团下属煤矿一位医生兼业馀诗人的朋友颇为得意：“棒棒军”的原创，是俺。

　　作为这家企业曾经的新闻主管，我可以作证，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是这位老兄，以善于发现的眼睛，在改革大潮之中预见重庆“棒棒儿”的兴起，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通讯稿中，最早介绍了重庆“棒棒军”。

　　在重庆，一根棒棒两根索子，爬坡上坎挑抬下力的打工者，就是与重庆美女一样名扬内地的“棒棒军”。那“军”中的个体，重庆的老百姓称“棒棒儿”，其求生的本钱，是手中那长约一点二米、粗约五厘米的竹筒──棒棒。

　　棒棒儿的成员基本来自贫穷农村。但这并不妨碍重庆人对棒棒的由衷欢迎。这倒不仅是因为棒棒总在需要时刻出现，为重庆人提供优质服务，更在重庆家家户户都有湖广填四川的久远歷史─没有哪一家的祖上不曾挑担抬物入“棒棒军”。我那在媒体做编辑的儿子，就常得意地向外地记者朋友介绍，我老爸、老爸的老爸都做过“棒棒儿”。

　　是的，我家曾祖早年用棒棒把一大家子的希望，从湖广挑进了贵州，再辗转来到涪陵。民国时期，父亲为求学，徒步去重庆，是爷爷挑着行李陪着徒步走上百里路；后来去黄埔军校读书，自己挑了木箱和铺盖卷乘车坐船。我读初中时，为挣学费每个周末都与班里同学一起去小城码头担砖挑沙。“棒棒儿”的基因，就这般渗入了重庆人的血液与骨髓。

　　如人类所有劳动工具都在“进化”一样，重庆人的棒棒也歷经演变。在旧时重庆，搬运重物的工具一个是杠子，杉木製做，两人或多人抬重物（譬如建房的基脚石料“连二石”）；再一个是扁担，一人使用，下河挑水，上市挑柴米。这扁担无论是木製的还是竹製的，都两头细，中间粗，粗细刚好能在承担重物时，随着人负重下的小跑，一上一下地闪悠。在我脑子里，至今储存着闪悠着扁担一路小跑的身影，比武般较量闪悠的姿势更好看的吶喊。那闪悠之美，至今在记忆中久难稀释。

　　在中国贫穷的年代，杠子和扁担是重庆城里普及的工具。直到民用燃料由柴草改为煤炭再改为天然气，生活用水由河水改为自来水，交通工具更多普及使用汽车，集体性质的搬运公司随之解体，扁担和杠子才渐渐消逝。代之而起的，就是棒棒。棒棒，是形象之称，它一般用重庆本地四处可寻的“硬头黄”（学名“凤尾竹”）製做，圆筒状，虽承重时不再闪悠，也够不上高科技，却堪称一大创造：比扁担耐用，比杠子轻便，可抬可挑，握着上手，承重可达二百五十公斤，竖可经柱路，横可为坐椅，甚至倦了可当枕头。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棒棒”兴起于重庆城之时，正是全国改革开放高潮兴起之际。棒棒从边远农村走进万花筒般的大都市，实乃必然：重庆山中有山，即便交通发达，上坡下坎也离不了人力搬运，需求为棒棒开闢了一条钱途；大城市向来对贫穷者有着强引力，包产到户生产力得以解放的农民期望到城里淘金，于是棒棒儿在重庆城里遍地而生。

　　“棒棒儿”，重庆城里一道抹不去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