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的老师 不负责任, 本科毕业, 国民党, 语文课, 日本

　　我从一九三七年进小学，一九五一年本科毕业，都在上海。歷经日本人佔领时的上海租界、国民党政府短暂的“接管”和其后欢庆解放。民众生活条件有点艰苦，老师们尤其如此，常引起怀念。

　　小学五年级的级任沈老师跳槽，去当银行职员。教算术的徐老师上课时，公然责备沈老师跳槽是对学生不负责任。他的外甥特别顽皮，上课答不上来，总吃戒尺，我至今记得孩子挨打后搓?手的窘态。他肺病、吐血，我毕业后的第二年，便死于这当时的不治之症。我对徐老师的讲课特别折服，从此喜欢上了数学，改变了我对读书的态度，对语文课也有了兴趣，自己背了多篇《古文观止》。英语老师毕业于上海租界时期的公部局女子中学，一手好板书，实在令人折服。我毕业后一年，路过学校附近的一家杂货舖，陈老师刚生过孩子，在一堆品质很差的番茄中挑选，面色苍白。我想她是需要维生素C，只是阮囊羞涩。二○○二年一位小学同窗告诉我，她和陈老师住在同一个大院内，仍然时有来往，我託她问候，感谢她引领我喜欢学英语。可惜这位同窗在二○○五年去世，不知道把我的问候和感谢送去了没有；愿陈老师有幸福的晚年，她现在应该有九十岁了。我小学的同学中有民国初年当过总统的黎洪昌的孙女，功课都特别好，没有一点官三代的架子，是老师教育得好。

　　初一进了个“重点中学”，同学都好学不倦。教代数的老师在黑板上证明某个公式，我听得入神，连声应道“对、对”。老师在黑板前从老花眼镜的上角望?我，调侃说“我不对，难道是你对？”老伴听我讲了这个故事，于是也经常用这个话跟我开玩笑。到初三学几何，学生们都不满足于教材《3S平面几何》，自己找一本全都是难题的读物，互相挑战、孜孜不倦。夫子循循善诱的结果也。初中时，我还和敌伪大汉奸特务李士群的儿子同班；有一次他不按规矩在小卖店前排队，我说了句“你因为爸爸，特殊些吧”，他倖倖然离去，我至今记得他那变得苍白的脸、羞惭的表情。李士群是许多爱国人士的杀手，但这个十五岁的孩子很知耻，不能不说这也是老师们的薰陶。但愿他能看到我在这里表示的歉意。日本投降的次日，教日文的老师收拾东西离开学校，学生们特地买了爆竹“欢送”，老人低头接受羞辱、走出校门。他未必不爱国，只是为了餬口；在爆竹声中，我突然同情他了。

　　大学我念沪江大学商学院，院长郑世察，美国名校的硕士。永远是一件灰布罩衫，带?宁波口音讲课。我毕业后，一九五二年来了个对教师的“思想改造”运动，批斗他与女佣人有不正当关系，搞得他脸面尽失。我一九八三年准备出国，因为文凭丢了，请他在证明书上签字。那位女佣人沏茶招待，郑老那时应该已近九十，她也算“不离不弃”了。现在来看，老教授那时是鳏夫，算什么“道德败坏”呢？

　　改革开放，我到美国“折腾”一番之后，一九九三年去香港任教，没有亲身经歷市场经济改革中给教育带来的恶劣影响。听说小学教师在向学生推销儿童读物，赚取外快。我知道有一位很有才的中学数学教师，周末在家里有两“桌”补习的学生；要能够解答出考试中插入的难题，就需要参加补习，这成了他的生财之道。二○○三年我辞职离开香港，回家过退休生活，每年还回国讲一门研究生的课。逐渐知道在期刊上发表学术文章，居然无例外地都要付“版面费”；不到三千字，索取二千元。学生付费发表了文章，“导师”是当然的第一作者，已经成了必须遵守的“潜规则”。这已不成为害群之马︱︱那是一整群马呀！真是斯文扫地了。教师是崇高的职业，“天地君亲师”。我格外怀念“那时候”的老师。

杨继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