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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审计署(National Audit Office)于2013年12月30日公布了政府债务审计结果。该审计覆盖五级政府的债务情况,其中包括中央、省级、市级、县级和乡镇,审计范围要比在2011年更广。
截至2012年底,中国政府的债务总额估计为27.8万亿元;截至2013年年中,债务总额为30.3万亿元,约占GDP的53%。截至2013年年中,地方政府债务总额估计为17.9万亿元,低于市场预期。
有关报告中数字的准确性当然值得怀疑,但是我们认为,与政府有意传递给市场的信息相比,这个问题反而没那么重要了。中国政府想要借此告诉市场,政府的总体债务依然在可控范围内,而且地方政府背负着债务总额的六成以上。
中国大陆的决策者和分析师们普遍认为,只要GDP增速超过信贷增长,债务负担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而且以信贷驱动的增长为投资带来了可观的回报。我认为,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站不住脚的,原因如下:
首先,债券发行人并非GDP增长的主要受益者。GDP增长的主要受益者是中央政府(通过税收收入增加),同时,债券发行人大多数为地方政府(其主要收入来自土地买卖)。所以,经济增长和地方政府偿债能力之间不存在直接、机械的或者自动的关联,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自2008年以来,社会融资总量这个衡量信贷规模的的广义指标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
当且仅当GDP增长能够提升债务人偿债能力时,有关中国靠增长克服信贷泡沫的说法会才说得通。由于GDP只是一个衡量经济活动的指标,而不是衡量经济运行效率或者说挣钱能力的指标,所以仅仅是GDP增长并不能保证地方政府可用于偿还债务的收入实现等比增长(这些债务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发行的).
但如果经济增长能带动土地升值的话,地方政府或许还是能间接从经济增长中受益。不过同样的,经济总量的增长与地方融资平台的偿债能力之间绝没有直接的关联性。
硬资产能够偿还债务吗?
据花旗集团(Citigroup)分析师称,2013年年中,中国地方政府对城市建设、土地储备、交通基础设施和保障性住房的投资分别占总支出的35%、11%、24%和7%。乐观派认为这些硬资产可以用来偿还债务。
然而,根据常理判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资助的那些有形资产,其财务回报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未知数,很有可能还是个负数。如果这些项目在财务上可以实现自我维持的话,那为什么地方政府不在2008年之前投资它们,而是等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种种研究表明,如果将火车头、车厢以及轨道都计入资本成本的话,世界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客运铁路可以实现盈利,其中包括日本和德国最长的几个铁路网。比如在英国,掌握铁路所有权的是一家独立公司,而不是火车运营商。那些同时运营铁路和火车的公司,很多都入不敷出。在西班牙,高铁的实际和或有营收连运营成本的一半都不到,更不用提收回资本成本了,根据佩德罗卡萨雷斯(Casares)和Pablo Coto-Milln的研究表明。
显然,中国决策者们的关注点在于,在不造成剧烈的周期性放缓的前提下,引导使经济向增速有所放缓但却更加可持续的模式转型。从实证角度来看,在不造成信贷紧缩和短期衰退的情况下,能够逐步消化信贷泡沫的经济体,可谓屈指可数。
考虑到中国独特的政策工具和中央计划工具,比如定量信贷控制,它能否因此成为一个特例?我们将拭目以待。不过,政策干预是有代价的,而且多数要比预期想的更高。不过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这些后果将给全球经济和投资者带来深远和长久的影响。
中国将面临更大规模的希腊式危机
本周,当全球商界和政界的领袖齐聚瑞士达沃斯-克罗斯特斯(Davos-Klosters)参加第44届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时候,有一个问题会被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提到:全球经济将要面对又一场希腊式危机吗?
我急于听到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回答,因为我相信,如果有一个国家是一场希腊式危机的合格候选对象,那它一定是中国。
多年来,中国和希腊一直存在一些特别的共同之处:帮助塑造现代世界的悠久历史文化。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两者又多了一个共同点半苏联式的经济模式,即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经济直接或者间接受制于中央和地方政府。
在这两个国家,政府都作
为所有者、投资方、企业家和管理者涉足公用事业、电信、交通和能源,从而维持低效率企业的持续运营,这种现象在中国更为普遍其政府是国有企业(SOE)和乡镇企业(TVE)的直接所有者生产诸如钢铁、洗衣粉、铝和厕纸等各种各样的商品。
这两国的政府还涉足其各自的银行业掌控几乎所有主要银行,并通过政治命令,而非市场力量,实行信贷配给。
政府在经济中随处可见的足迹最为显著的是政府同时拥有银行、养老基金和一般企业的所有权营造了一种特殊的环境,即无论是债权人还是债务人都归政府所有。这种情况将整个经济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且放大并分别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政府对银行的所有权导致算盘银行银行家们对资金进出银行的常规监测未能管理与传统银行相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后果是什么?银行最终将背负大量的不良的贷款正如我在日本和中国算盘银行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Abacus Banking In Japan and China)一书中所探讨的。
其二,政府同时拥有对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所有权是集中信贷风险,不是分散,这可能会导致系统性信贷崩溃,希腊危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希腊债务的减少之所以对希腊经济造成广泛的影响,原因在于由政府掌控的银行和养老基金是一般政府和政府所有企业的债权人!
当涉及到系统性信贷危机的可能性时,中国的情况犹如雪上加霜。国有银行直接贷款给政府所有企业,通常会展开一些列的公益活动;以及房地产开放商,他们既是引发该国房地产泡沫的罪魁祸首,也是推动与之相关的强劲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简言之,就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贷款给政府的另一个部门,大家皆大欢喜,直到有些人必须要付账。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变得不可收拾。
这就发生在2011年的希腊,当时,该国的半苏联模式崩溃,拖垮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腐败政府缺少资源无力资助它在其经济中扮演的多重角色。
现在,想想希腊经济的规模,和中国经济的规模。你会明白中国金融危机可能会是更大规模的希腊式危机的原因。二者唯一的区别在于,此类事件的发生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更长,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拥有自己的货币,而不是欧元区一个小国家。(福布斯中文网)
随着新年降临,中国国内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大多数日子都笼罩在各大主要城市上空的厚重雾霾。新的一年,中国最大的挑战是落实经济、社会与金融领域亟需进行的改革。而对于中国和中国企业来说,最大的发展潜力正在于这些改革的实施所将释放的机遇。
中国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选择哪个方向将给其本身以及全球经济带来深远的影响。以下预测详述了我们对中国经济未来之路的看法,以及Managing The Dragon公司(MTD)对未来几年中国各大问题走向的预测。
预测一: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将在7.4%到7.6%之间。
人们终于接受了这一点。中国领导层成功地让中国驶入了GDP年增长率7%-8%之间的长期可持续增长轨道。三年多来,这是第一次没人预测中国将迎来经济末日。
就连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NYU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教授、著名唱空中国派人士努里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也承认,中国经济将在2014年免于硬着陆的命运,且经济年增长率将维持在7%以上。Index Financial Partners公司首席投资官杰克布罗吉安(Jack Bouroudjian)甚至更进一步,预测其将回归两位数增长率。我预期中国到年底时的增长率将达到10%……随着美元走强,中国的出口贸易有望上扬。他在最近接受CNBC电台采访时说。
很少有经济学家能有如此大胆的猜测,大多数分析师都预期中国政府将维持7.5%的GDP增长目标。维持这一增长率将使得该经济体得以创造就业,同时给领导人提供深化改革的空间。与此同时,一些私营部门经济学家如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的斯蒂芬格林(Stephen Green;中文名:王志浩)则预期,中国经济增长将略微走软,下探至7.4%,但不认为有担心的必要。
2013年,中国店GDP增长率预计为7.6%,连续第三年增速减缓。但去年的大事主要就是领导层换届和筹备11月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今年的主题将是经济结构改革的实施,从而使之成为一个更加稳健的消费驱动型经济体。
对于2014年,我将与共识预期看齐,预测中国的GDP增长率将在7.4%到7.6%之间,就算最终与预期不符,也更有可能是超出预期而不是相反。作为消费者信心指数晴雨表的汽车销量在2013年持续两位数增长,而诸如重型卡车和建筑设备等因中国经济放缓而遭受重创的部门,也在近几个月中呈现出惊人反弹。
预测二:2014年将成为中国对抗空气污染的转折点
按照一句英文谚语所言,需要是发明之母,而毋庸置疑的是,中国正亟需大量的发明创造,来扭转它在空气污染之战中的颓势。
去年,中国的空气污染成为舆论焦点。跨国公司开始面临难题:外派经理都不愿留在中国,尤其是那些拖家带口的。还有猜测说,即将离任的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在履新短短两年之后就宣布辞职并带家人回到西雅图,就是因为中国的空气污染。虽然骆大使否定了这种说法,但这种猜测本身就折射出了空气污染问题的严重性。
普通中国民众纷纷利用起社交网络,围绕这一话题对政府官员展开谴责,这说明空气污染不仅仅是外籍人士的担忧。虽然肺癌病例在儿童中间极为罕见,但一名8岁女孩最近成为中国年纪最小的肺癌患者,医生们指称空气污染为直接诱因。近三十年间,中国肺癌死亡率增长了三倍,而在北京,癌症已经成为第一大致死原因。
但饱受其害的不仅仅是北京居民。去年12月,哈尔滨PM 2.5(直径小于2.5微米的空气悬浮颗粒)污染指数超过1,000,上海和其他大城市均难逃厄运。12月初,四川省的一家医院宣布增设特别门诊,专门接诊雾霾相关病例。成立不到几周,就有100多名出现喉咙痛、流鼻涕和咳嗽症状的患者被分诊到该处。
去年9月,中国政府印发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到2017年,人口密集地区的PM 2.5污染明显改善,北京市PM2.5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达到这一目标将耗资巨大。
中国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在北京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说,中国治理空气污染需要1.75万亿元(约合2,900亿美元)。据王金南所说,其中36.7%的投资将用于治理工业废气,28.2%用于开发清洁能源,12%用于机动车治理。
正如王金南话中所透露的那样,中国与空气污染的斗争将开辟多条战线。中国媒体最近的一篇文章显示,北京有24%的空气污染来自于沙漠吹来的沙尘,有22%来自于燃煤供暖,另外,汽车尾气排放、城市建设和工厂各占16%。
中国的空气污染的重灾区不仅限于偏远地区,它还包括了诸如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政府和企业精英的聚居地。另外,如果中国推迟采取严厉举措,治理空气污染所耗费成的人力与财力将逐年攀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2014年将是中国政府迈出第一步并开始积极应对空气质量问题的一年。
预测四:2014年,中国将开始在经济、法制与社会领域实施广泛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最终推出了由60条决定组成的改革蓝图,将对经济、社会与法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使中国走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
这一改革方案中的亮点包括独生子女政策的放宽,劳教制度的取消,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申明,金融和财政改革,农民土地财产权的扩展,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司法系统的变革。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对这些改革的实施究竟有多当回事?
有些改革已经展开,但金融市场还在静待涉及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具体政策动向。对投资者尤其意义重大的是新股发行(IPO)闸门重开后的上市时间安排。出于对流程公正性的顾虑,IPO活动在2012年10月暂停。如果IPO在2014年得以重启,那么积压已久的待上市公司将包括600家已经递交申请的企业,以及另外800家预期将递交申请的企业。
中国需要发展强有力的资本市场,以使该国蓄积的大量资本能够流通起来。若要转型为一个市场驱动型、消费引导型的经济体,让合适的企业与创业者获取合适数目的资金将是必不可少的。重大经济和财政改革将在2014年启动。
预测五:跨国并购,包括中国
出境并购和外国入境并购,都将在2014年显著增长。
2014年也许会成为投资银行家梦寐以求的一年。近些年,大型自然资源能源并购独撑场面是中国并购活动的一大特点,但在2014年,工业与消费板块的中国出境并购与外国入境并购案例都将显著增长。
外国入境收购将受到三大趋势的推动。首先,已经在中国颇具规模的企业发现,他们在中国的曝光度还不够。
这些企业在中国拥有运营经验与员工班底,也有扩张所需的财力与人力资源,并且正在寻找收购目标以期提升市场份额。其次。中国消费市场正在飞速发展,收购是国际化企业扩大规模与分销的捷径。最后,IPO市场已经暂停一年有余,令中国的私募股权和创业老板到处寻找替代性的融资渠道。
出境收购方面,中国市场的竞争正日趋激烈,通过收购而掌握先进科技的中国企业将在市场中拥有决定性的优势。另外,美国与欧洲经济的复苏令进驻这些市场显得更具吸引力。最后,中国国资委在评估其负责监督的国有企业业绩时,也开始将把焦点从销量转向盈利能力。在国有企业考虑海外收购时,这一转变将使少数股权投资方式成为可能。
很多情况下,海外企业所有者可能会接受中国企业的少数股权投资,却可能不会考虑全盘出售。还有的情况下,有的海外企业规模过大,中国企业要全盘收购会心有余而力不足。由于需要掌握多数所有权和管理控制权,以确保交易的顺利完成,海外收购中的管理负担与风险全部落到了中国收购方的肩上,而这向来是很多跨境交易面前的拦路虎。假如可以选择少数股权投资,他们就可以寻找财务与管理上的合作伙伴来分担风险。
出于上述以及更多原因,一个巨型的中国并购市场的梦想也许能在2014年成为现实。(福布斯中文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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