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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巴”不“焦糊” / 郑少逵

  戈尔巴乔夫因改革葬送了苏联,葬送了自己作为当时世界一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地位,而一度被戏称为“锅巴焦糊”。

  “我也可以不改革。”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中说,“制度本身还具有稳定性,再维持几十年是可能的。”这是实话。在当时高度集权的苏联,任何改革只能是自上而下进行,自下而上的改革是根本不可能的,是迟早要被镇压的。只要牢牢控制权力,他完全可以像勃列日涅夫等人一样享尽荣华富贵,直至心满意得地告别人世。他说:“我担任苏共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这话也没有一点自夸的成分。戈尔巴乔夫登上权力顶峰时才五十四岁,而且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他完全可以利用当时苏联的干部终身制、特权制的稳定性,墨守成规地当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总书记。至于自己死后专制制度哪一天崩溃,国家与人民要付出什么代价,与他何干?他何必要搞那种充满风险的改革,把自己的“锅巴”弄成“焦糊”?

  当时的苏联帝国,已处于严重危机之中。其一是政治上高度专制。名义上,最高权力机构是最高苏维埃,但所有事务的决定权都在政治局的几个寡头那里、特别是在总书记一个人手里。现实生活中,到处是对人的尊严的无耻践踏和从上到下逍遥法外的腐败行为。其二是经济上停滞不前。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苏联经济每况愈下。一九八二年苏联经济成长率是零,工业生产率不到西方先进国家的三分之一,农业生产率是西方的五分之一。再加上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年入侵阿富汗,耗费大量军费,民众生活水平年年下降。其三是文化上思想垄断。书报检查制度是苏联对社会舆论和思想文化实行监督和控制的重要工具,它剥夺了苏联公民的言论自由、创作自由。体制虚弱反动到让人直面真相说点真话都害怕都禁止,大众传媒失去了它的真正价值,成了官方操纵和摆布人民思想的宣传工具。上世纪七十年代流传?“《消息报》上无消息,《真理报》上无真理”的话,是当时苏联社会万马齐喑的真实写照。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仅把生产资料国有化了,而且也把人民的思想国有化了。统治者的大一统政策营造了举国上下思想一致的假象。

  面对这样一个腐败僵化的烂摊子,戈尔巴乔夫该怎么办?他知道,专制制度必然死亡,改革将加速而不是挽救它的死亡。而随?旧制度的死亡,他本人也将失去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失去一呼百应的地位,失去荣华富贵的个人生活。在大众的福祉与个人的权力之间,戈尔巴乔夫毅然选择了前者─这种选择不无痛苦和绝望,但他自觉地认识到:维持昔日的生活模式,本身就是可耻的犯罪。

  戈尔巴乔夫的总统助理阿.切尔尼亚耶夫这样评价:“他是单枪匹马去推倒庞然大物的,而且是自己决定这样去做的,甘愿自己冒很大的风险,置他已经拥有的可使人心满意足的政治地位和良好的物质条件于不顾。”俄罗斯资深作家索尔.舒尔曼也这样评价他:“从世界范围的意义上看,他称得上是前无古人的开路人。”

  戈尔巴乔夫展开了大刀阔斧的、全方位的改革。在经济上,实行私有化,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恢復社会公正。推动了苏联传统经济模式向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市场经济转变。在政治上,一是解除舆论控制,实现了言论自由;二是开放党禁,形成多党制;三是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国家趋向法制化。

  可以说,他把“人类”的利益安置在“党”和“国家”之上,他走出了极权主义者的行列,而走进了人道主义者的队伍中。这是一种只有大政治家才具有的责任感和风范。

  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阿.切尔尼亚耶夫概括了几点不可抹杀的成就:他摧毁了以往所有专制制度中根据斯大林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最强大的专制制度;他给千百万人民在没有由上面强加的方式和意识形态教条的情况下安排自己的生活和选择发展道路的自由;他为地球上六分之一地区的居民在承认普世价值的基础上进入现代文明的总轨道创造了条件;他为停止“冷战”和核军备竞赛所做的工作比谁都多,由此为拯救人类免于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中毁灭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由此可见,“锅巴”一点也不“焦糊”!

  如果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失去了国家,那就错了,他是把国家还给了人民。如果说丧失权力的统治者都是失败者,那更错,他早有思想准备,他的改革也包括有意识地改革自己。如果他恋权,固守既得利益,像歷史上许许多多的专制独裁者一样骄奢淫逸搞个人崇拜,他将会同样被钉在歷史的耻辱柱上,那时“锅巴”才真正“焦糊”。但他没有!人,只要为对人类具有永恆意义的自由民主文明进步事业做了踏踏实实的事,其价值就绝对不会被埋没的。

  离开克里姆林宫后,他受过各种冷遇,可谓尝尽了人世的酸甜苦辣。二○○二年,俄罗斯新总统普京邀请他参与国是讨论,他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二○○二年五月,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向他颁发了作为俄罗斯最高荣誉象徵的圣安德烈勋章,戈尔巴乔夫很激动,并坦言对自己做过的事情问心无愧。他还强调,他进行改革不是为了赢得敬重和荣誉,而是因为认识到,“国家像需要空气一样需要变革”。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一直不敢苟同,认为其中颇具机滑的成分,往往被一些政客作为混世的藉口。但于戈尔巴乔夫,我倒乐意把这句话用在他身上──尽管至今还有许许多多精明的国人认为戈尔巴乔夫不合时宜,傻得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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