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斯大林 / 李景贤 格鲁吉亚, 中国革命, 斯大林, 毛泽东, 总书记

　　斯大林一八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生于格鲁吉亚哥里市，原名朱加什维利。一九○○年开始革命生涯。曾任联共（布）中央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武装部队总司令，有大元帅衔。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逝世，享年七十四岁。

　　像我这样年纪，即七八十岁的人，对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又集中表现在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了解得相对多一些，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在斯大林逝世前，看到的是极为正面的一面：这位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过无比巨大的贡献。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感知的更多是斯大林消极的一面：通过王明严重干预中国党内事务；认为中国党搞的是“人造黄油式（假的）马列主义”；在中国解放战争年代，怀疑毛泽东是“亚洲的铁托”，要在中国搞“南北朝”，“划江而治”，即让毛泽东治长江以北地区，蒋介石治长江以南地区；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底至一九五○年初访问苏联两个多月期间，斯大林故意让他坐冷板?，以致他愤愤不平，一再称在莫斯科只干三件事：吃饭、拉屎、睡觉。

　　我从事对苏联─俄罗斯方向工作将近四十年，有很多机会接触我国有关的内部材料，又看到过苏联─俄罗斯的解密档案，还听到、看到重要当事人——斯大林和毛泽东歷次会谈、交谈的两位主翻——师哲（中方）和费德林（苏方），还有中苏双方一些知情人的口述或书面描述，下面就从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关系中选出某些侧面，据此进行简略梳理。

　　四大关键节点上的决策

　　斯大林比毛泽东大十四岁。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起，斯大林就开始关注毛泽东其人，感到他与王明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扎根于中国革命实际之中，在遵义会议后，默认他在中国党内、军内，实际上处于最高的领导地位。“西安事变”爆发后第六天，斯大林在回覆中共中央的请示电中，要毛泽东对蒋介石“不可杀”，宜与他加固抗日统一战线。一九三八年秋，斯大林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延安，宣布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国授意下，邀毛泽东赴重庆“商谈国是”，斯大林要毛泽东前往与之周旋，争得宝贵的时间。以上四点归纳，我称之为斯大林在四大关键节点上对于中国革命的决策。

　　长期以来，斯大林一直视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在远东一个支部，斯毛二人，实际上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斯大林在上述四大关键节点的重大决策，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至关紧要。诚然，重要歷史人物的重大作为，都首先为了本民族（斯大林从民族属性来说，是个格鲁吉亚人，但从社会属性来说，他自认为是个“俄罗斯人”）、本国的利益，斯大林自然也不可能例外。

　　关于“南北朝”、“亚洲的铁托”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后不久，蒋介石就撕毁国共“双十协定”，引爆了中国内战。在斯大林设定的中国战略棋局中，中国战场分为关外、关内两大块。据他估计，中共夺取关外的东北，尚不至于引起美国干预，但中共军队如入关作战，就会招致美国军事干预，这势必威胁苏联东部的安全。于是，斯大林便决定调处国共内战。一九四八年初，克格勃高官、苏联驻华使馆原武官罗申，被斯大林选为新任驻华大使，让他向美方和国民党政府进行游说，以便国共两党划江而治，来个新“南北朝”。

　　一九四九年初，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其政府南退至广州，在美等国大使拒绝“跟退”的情况下，苏大使罗申却受斯大林之命，令人惊讶地也撤到广州，成了驻“阎锡山政府”的代表。由此可见，即使到这个时候，斯大林还是不放弃在中国建立“南北朝”的初衷。毛泽东感到斯大林对他不信任，这显然是一大缘由。早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当毛泽东接到斯大林要他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电报时，就怀疑其搞“南北朝”的图谋，遂覆电称：蒋介石邀他赴渝相谈，只不过是“国民党的和平骗局”。只是在斯大林反覆劝说下，毛泽东才勉强同意去重庆见蒋介石。斯大林怀疑毛泽东会成为“亚洲的铁托”，也并非空穴来风。他通过多种“内线”得悉两个重要情报：一是毛泽东在外蒙古、苏联在“中国东北固有利益”两大要害问题上，均持不利于苏联的立场；二是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后要同美国拉关系。

　　毛泽东与斯大林交谈、会谈的苏方主翻费德林在回忆录中，专门谈到上述“南北朝”问题。他说，两位领导人绝对没有谈过此事，这也许是中国人的一个猜想。

　　中苏互派大使

　　对于新中国的成立，斯大林是高兴的，这主要出于他对世界大格局和国家安全的考量。这位苏联领导人有一个独特的国家安全观，其基本内核是：在俄罗斯本土的东、西、南三部，构筑起三条“安全缓冲地带”，而北部的北冰洋，则是其大无比的天然屏障。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在西、南两部，对斯大林来说，可谓如愿以偿，缺的是东部这一块。新中国的诞生，被斯大林视作苏联在东方对抗美国、日本最重要的战略屏障。毛泽东为了使新成立的共和国能够尽快站稳脚根，在政治、国家安全、财经等方面，除了依靠斯大林之外，别无它路可走。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苏互换大使便成了当务之急。还在一九四九年春，毛泽东在西柏坡，就对秘密来访的斯大林代表米高扬说：新中国一旦成立，即派王稼祥出使苏联。斯大林也急于向新中国派出大使。前些年，我看苏联原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写的回忆录《重返天安门》时，了解到一个重要细节。一九四九年九月底，在新中国诞生之前几天，他奉斯大林之命，拜访了已经进住北京城里的周恩来。他转达斯大林的话说，拟派罗申为首任驻华大使。周恩来得知此消息后，即向住在隔壁的毛泽东汇报，过了不一会儿，就作出如下答覆：毛泽东同意斯大林这一提名。

　　驻苏联大使的不二人选

　　在毛泽东心目中，王稼祥是首任驻苏联大使的不二人选，因为唯有此人，他和斯大林两人都信得过。王稼祥一九○六年八月出生于安徽泾县，一九二八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在一九二五年，他刚满十九岁的时候，就受党的派遣，先后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三十年代，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九四九年夏，陪同刘少奇秘密访苏。在这次访问期间，履行公务之馀，王稼祥作为“内定大使”，多次到国民党政府原驻苏联大使馆察看，准备做接收工作，而此前，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蒋廷黻以及其他馆员，已弃馆撤往欧洲。

　　应当指出，有个实情尤为重要。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斯大林先后指派王明、博古、洛甫等三名所谓的“国际派”（即在苏联留过学的人）领导中共。实践证明，这三人都成不了气候，共产国际这位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最终只好选择了毛泽东。一九三八年秋，斯大林派人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向中共领导层传达共产国际（也就是斯大林本人）的指示，其中有两句话特别要害：“国际认为中共（目前）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今后，中共中央“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的问题。此外，斯大林还曾当面对王明厉声斥道：“今后不要再与毛泽东争！”对斯大林此举，毛泽东看得很重，心存感激，认为“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受命传达斯大林“圣旨”的，不是别人，正是王稼祥。此番当“钦差”，是他本人一生经歷中最“显赫”的一章。

　　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王稼祥为新中国首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王稼祥大使一行十三人原定于二十日下午五时乘专列前往莫斯科履新。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来不及製作护照，我外交部只好为他们集体开了一封证明信，临时当作护照使用，请苏联政府给予关照：“惟因护照不及赶办，暂发给证明书，以便迅速成行。用特函请电达贵国政府分饬沿途关卡查照，准予以外交护照待遇为感。”因为要出席毛主席宴请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的活动，王大使一行推迟至当晚十时才离开北京。

（《毛泽东与斯大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