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和中国 / 易湘壬 中国传媒, 出租车, 外交官, 北京北, 印度

　　印度记者帕拉维．艾亚尔曾住在北京北新桥头条胡同，直到他习惯这样的生活：穿着一套睡衣睡裤，嘴角叼着烟，左胳膊下夹着猫，走路的时候拖鞋在脚下噼啪作响。胡同已经把他同化了。二○○六年是他待在这儿第五年。五年中他的许多朋友──那些记者和外交官结束其任期后，纷纷离去。他在中国传媒大学的那些学生也毕了业，有几个去国外学习。自从他来到这座城市，出租车已经涨过两次价。

　　他没有虚度这五年时光─四处旅行，不停提问。当然，别人也向他问一些问题。

　　在印度，无论报纸编辑还是家里的僕人，最常问到的是一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印度能从中国那里学到什么？或者说，印度应该做哪些中国一直在做的事情？中国把美国视为评估自己的国力和成就时的终极标杆；但在印度，中国已经成为了其评价自身进步时常用的参照系。

　　在中国，艾亚尔时常被问及的问题不大相同，它们很直接，并且难以回答。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总是毫无例外地问他：“哪个更好？中国还是印度？”他在北京传媒大学的学生经常问他：“你是更喜欢中国还是印度？”胡同里的街坊们只要逮住机会就会问：“你喜欢住在北京吗？还是更喜欢住在德里？”

　　最后一个问题会以各种形式出现，每次碰到它，艾亚尔的答案都不尽相同。如果和胡同公厕的保洁员聊天，他立即会想到了印度那些可怜的女佣；他对于中国最底层的人仍享有相对的尊严感到惊讶。在他住的那条胡同里，垃圾工每天来收垃圾的时候都戴着手套。他们的子女基本都在学校接受教育。他们自己或许没有念过什么书，但一般说来，他们的读写能力足以避免最恶劣的盘剥。艾亚尔想，自己如果是印度那数百万保洁员、清扫工、门卫或者淘粪工中的一员，他恐怕更愿意通过命运的轮迴投胎成为中国人。

　　艾亚尔认为，中国是一个实用主义的社会，这些年里，他遇到的所有人都拥有异乎寻常的狡黠、市侩和聪明─一方面中国可能拥有大量成功的推销员以及有闯劲的企业家，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理性倾向。这并非本性，它更多的是反对批评、鼓励集体思维的政治和教育制度的产物，艾亚尔觉得这是中国最令人反感的一个方面。

　　然而，只要艾亚尔回到德里待上几天，立刻又开始渴望回到北京，在那里，女人可以驾驶公共汽车，而且不会有一群性飢渴的年轻男人不停地盯着看、小声嘀咕，但在印度首都的马路上，这种场面几乎随时可以碰到。所以，对于“如果你能选择的话，你是愿意生来就当印度人还是中国人”这个问题，若必须给出一个简略的回答，那他会这么说：如果能出生在一个中等富裕的家庭，我大概会选择印度而不是中国。如果出身贫寒，我就愿意在中国碰碰运气，与印度相比，在那里我更有可能吃饱穿暖有房子住。最关键的是，中国给我向上跨越社会经济阶层的机会相对要大。换句话说，如果出身贫困，我悲惨死去的可能性在印度比在中国要大得多。

　　艾亚尔总的感觉是，中国政府（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如此）依经验行事，调和各种矛盾的技巧之娴熟，令人吃惊。因此在他看来，崩溃或者民主化都并非不可避免，未来数年内，中国很有可能继续成功地延续其目前的经济增长和改革策略，同时伴以小幅度的政治变革。西方人怀疑这些改革的效率，指出这种模式所存在的种种矛盾之处，但中国曾经一再令西方大跌眼镜。中共进行政治改革的基础是法制建设。它不是搞多党民主制，而是在国家内部建立一个制衡机制，这么做主要是为了确保国家依法行政，而非依据专横的、官僚的指令。

　　艾亚尔比较两个国家，在作为经济改革的社会基础的文化水平、平均寿命、妇女权利以及对待劳动的态度等方面，中国都优于印度。尽管中国在后改革时代社会成就的取得有所放缓，而印度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在这些方面印度与中国相比仍然有着很大差距。印度要“赶上”中国，仅仅修建基础设施和增加出口是不够的。只要有半数的印度女性不能写出自己的名字，吹嘘印度即将“赶上”中国（正如印度一些人惯于这么做的）不过是在说胡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