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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平凡的世界》 \ 周思媛


  图: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为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得奖作品

  《平凡的世界》对于参与到城镇化以及城市化进程这么多年的城市读者、尤其是九十后读者来说,已经显得遥远而陌生──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更宁愿将孙少平因为不能进城的“痛苦”,类比为今天都市的九十后们为不能远赴韩国、日本或者英国、法国以及美国求未来的“痛苦”。就此而言,孙少平的“痛苦”,依然是中国人的“痛苦”,只是已经不再是一个青年农民或农民知识分子的痛苦,而是都市中产阶层的子女们因为不能马上“改变”自己命运的“痛苦”。只不过这种痛苦,是“痛”并幸福着,至少不少九十后是这样感受或理解的。

  尽管我对今天中国的农村、农村生活以及农民了解甚少,但因为家里面仍有农村亲戚而保留着与农村中国或农业中国的“割不断”的联繫。通过与这些亲戚家里的孩子们之间的往来,我感觉到孙少平的“痛苦”,即便是在农村孩子那里,恐怕也已经得不到多少真正的有价值的正面回应──孙少平的“痛苦”,并不仅仅是因为财富或者日常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能改善,尽管这些在孙少平的“痛苦”成长经歷中曾经扮演过显著角色,但孙少平将自己的人生诉求,很快就投注到了更高也更“空虚”的因素上面,譬如个人尊严,譬如自我价值实现,譬如诚实善良爱心等等。在一个无序竞争甚至争抢掠夺的社会环境里,这些因素,不仅无益于孙少平们的“脱颖而出”,相反,还会成为阻碍孙少平们“脱贫致富”的障碍。富裕以及致富,在我们这个时代,被赋予了无限放大的歷史与道德合理性和现实正义性,随之而来的,却是越来越少的对于如何致富以及致富之后又该如何生活的丰富充足的关注和讨论。

  孙少平的“痛苦”来源,除了自身,其实还有他亲眼目睹的自己哥哥孙少安在家乡、土地上难以存活的严酷现实。与少平一样,少安也曾经有过自己的“理想”,同样不是建立在土地之上,而是建立在“远方的生活”之上。当土地无法承受青年农民们对于改变自己以及家庭乃至家乡的命运前途的时候,他们剩下可做的,也不过是遵循自然法则:迁徙。而进城,则成为其中最传统大概也最体面便捷的出路。

  我们今天的读者,其实没有任何理由否定或嘲笑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以及他们的理想、努力、挣扎以及痛苦和失败,无论他们的理想是否高尚或者是否具有超时代超地域的“普遍性”。

  当我们对孙氏兄弟以及无数孙氏兄弟们的命运与前途的关注,仅仅集中在他们是否能够成功“进城”的时候,其实我们忽略了对于孙少平“离土求活”的更普遍的歷史原因以及更深层的社会文化心理的追问,以及对于孙少安为什么在土却不能顺利存活的现实原因的追问。不妨做一个假设,如果孙少安在家乡土地之上的理想实现,能够得到制度的、机制的现实保障,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可以改变自己、家庭乃至家乡的命运与前途,孙少平的离土求活的道德合理性与正义性,其实就会大大地下降。而事实上,这一切都并不存在,而是孙氏兄弟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为自己的理想实现提供的外部条件保障。也或许,他们的理想及实现,也就在这外部保障条件的改变之中,至少,这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同构性或交叉。也正是在这里,孙氏兄弟以及《平凡的世界》,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其不可忽略的现实思想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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