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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大乘起信论》/ 顾 农

  鲁迅一向重视直译,强调“信”比“达”和“雅”更重要。当年赵景深先生以为“顺”比“信”更重要,受到鲁迅的批评。鲁迅为了替自己的主张提供佐证,在《关于翻译的通信》(后收入《二心集》)中曾举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復为例,指出他“为要译书,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他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的缩图。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他没有取法。六朝真是‘达’而且‘雅’了,他的《天演论》的模范就在此。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不能懂,这就彷彿他后来的译书。译经的简单的标本,有金陵刻经处汇印的三种译本《大乘起信论》,也是赵老爷的一个死对头”。这一段论述由博返约,简明深刻,概括了翻译史上带规律性的东西,不单是讲清了严復翻译作风前后的变化而已。

  佛教东汉时传入中国,不久就开始了佛经翻译,方法完全用直译,文字非常质朴,三国时翻译家支谦说:“诸佛典兴,皆在天竺。天竺语言与汉异音,云其书为天书,语为天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始者维祗难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来适武昌,僕从此受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将炎虽善天竺余,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所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乎质直。僕初嫌其辞不雅,维祗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所以当时的译经全都“因循本旨,不加文饰”(《法句经序》,《出三藏记集》卷七)。支谦说当时译经文风“质直”,正是鲁迅立言之所本。

  六朝时“格义佛学”流行,译经风格为之一变,讲究“达”而“雅”。代表人物当推著名的什法师即鸠摩罗什(三四三─四一三),他主张意译,指责直译“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他认为译文应“曲从方言”,只要“趣不乖本”(卷八慧观《法华宗要序》,《出三藏记集》)就可以了。什法师佛学造诣很高,又精通汉、梵两种语言,他要求译经既不失原意又流畅可读,意思很好,是可以完全理解的,问题在于一般译者很难做到。他本人的翻译往往删削原文,以省繁冗,又有所增补,以阐明原作的言外之意,斟酌损益,煞费苦心。其译本影响很大,“众心惬服,莫不欣贊”(《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但意译的流弊亦復不小,一般的译者不可能像他那样精通佛学同时又精通两种语言,水平低的人搞起意译来,妄加增删改动,译本往往颇失原意,以至成为“晋宋尚于谈说,争坏其淳”(《辨正论》,《续高僧传》卷二《彦琮传》)。意译之弊被认识到之后,直译法又开始抬头,唐代译经仍然以“信”为主,大翻译家玄奘(六○○─六四四)就特别强调直译,专门名词简直只好音译。所以唐人译经现在会觉得比较难懂。

  关于“金陵刻经处的三种译本《大乘起信论》”,十六卷本与十八卷本《全集》注云:“解释大乘教理的佛教经书。相传为古印度马鸣著,我国有南朝梁真谛和唐实叉难陀的译本。南京金陵刻经处一八九八年曾出版收有这两种译文的《大乘起信论会译》。”按此注极是,只是《大乘起信论》不宜称为“经书”,因为这是“论”(佛典分经、律、论三种),或可改用“论著”一词。

  但是应当指出,鲁迅这里的说法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将《大乘起信论》的译本误记为三种,一是认为这些译本是赵景深的“死对头”。事实上正如《全集》注所说,金陵刻经处本《大乘起信论》只有两种而不是三种译本;而且这两种译本也难以证明赵景深的观点是错误的,《大乘起信论》的汇印本很难说就是他的“死对头”,因为实际上恰恰是运用意译法的真谛译本更为流行。

  这里面有些复杂的情形。真谛译本的原本来路不明,是否确为古印度马鸣所著,至今弄不清楚;实叉难陀的译本很可能由玄奘的译本(由汉译梵)再转译回来的,而玄奘所用的底本很可能正是真谛的译本,两次转手以后,实叉难陀译本的情形难免%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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