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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皆有艰难时



  图:文协时的信函/ 叶周 提供

  近日看了由霍建起执导的电影《萧红》。电影用唯美的手法细腻描述了一代才女萧红曲折坎坷却又光彩闪烁的人生故事,尤其是多情总被无情恼的感情生活。当年过四十的萧红躺在日本人佔领地香港的一家医院里病入膏肓时,医院里的医护人员也走得所剩无几。身边唯有作家骆宾基陪伴。从外面回来的丈夫作家端木蕻良在她生命最后的时光里回到她的身边,多少的争执都已尘埃落定,波涛復归于死水微澜。

  端木蕻良告诉萧红这几天一直在外面找医生和联络其他事情。“茅盾、以群、邹韬奋他们都走了,还在不断的撤退呢。”可是萧红却病得躺在床上无法动弹。她已预知她的生命终将在人烟稀落的医院里结束。

  茅盾在为《呼兰河传》所作的序言中说:萧红曾鼓励他们夫妇离开香港,去新加坡。“我以为萧红怕陷落在香港(万一发生战争的话),我还多方为之解释,可是我不知道她之所以想离开香港因为她在香港生活是寂寞的,心境是寂寞的,她是希望由于离开香港而解脱那可怕的寂寞,并且我也想不到她那时的心境会这样寂寞。那时正在皖南事变以后,国内文化人大批跑到香港,造成了香港文化界空前的活跃,在这样环境中,而萧红会感到寂寞是难以索解的。等到我知道了而且也理解了这一切的时候,萧红埋在浅水湾已经快满一年了。”

  在以群的纪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我接受党组织的指示,在香港协助茅盾等隐蔽,在炮火中三次迁居,最后一次和戈(宝权)、茅(盾)同志住在一处。到四二年一月下旬才由东江游击队曾生部派人带路,和茅盾、戈宝权等一起化装逃出香港,到达东江游击区司令部,受到部队的招待。”在香港的日子里,茅盾自称是文具店的老闆,以群是总採买,茅盾的妻子成了大厨师,他们同甘共苦,在日军空袭的炮火下几度辗转,共同经歷了战争年代的艰辛。而就在他们撤退的同时,一月二十二日萧红却在医院里孤独地病逝。

  一九四一年香港沦陷时,在香港集聚了大批的进步文化人。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安排下,为文化人布置三条撤离香港的路线,其中一条最安全却花时间较多的,是从九龙取道东江转内地。茅盾夫妇在以群和戈宝权等人的陪同下,换上唐装的黑布短衫裤,打扮成小商人模样,选择了从东江去内地的路。当时,从香港去九龙的海面已经被封锁,他们只能乘小艇偷渡。茅盾先生在他的《脱险杂记》中写到:“我们这艇子里有Y(叶以群)、小高、宝公(戈宝权),以及其他朋友。……我们说说笑笑,确信‘偷渡’一定顺利完成。因为这不浓不淡的雾罩太好了。但是晓风很冷,从船头灌进来,我们虽然挤紧了的,还是不免瑟缩。”然后他们徒步,翻山越岭,时常一天要走六、七十里路。经过数天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来到东江游击纵队司令部的驻地白石龙镇。在那里他们还见到了邹韬奋、胡绳、于伶等人。

  在这次著名的香港文化人迁徙中,几天时间里,经过这条路,约有数千名进步文化人离开香港,前往内地。这是中国共产党策划的保护进步文化人的一次壮举,何等壮观,而大迁徙的直接指挥者就是中共副主席周恩来。以群回忆道:“后来经部队向重庆周恩来电报联繫,得到回电,才由部队发了路费,和茅盾、戈宝权等同路经惠阳、韶关回到桂林。”

  茅盾、以群撤离香港前显然都见过初次到香港的萧红,她那时在香港几乎可以说是“蛰居”的生活。可是他们不能理解“在一九四○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中,像萧红这样对于人生有理想,对于黑暗势力作过斗争的人,而会悄然‘蛰居’多少有点不可解。”等到大家撤退时萧红已经被诊断为肺病,动了手术后病得更重,?床不起,她只能无望的困守在医院的病床上。

  父亲以群的记述中提到掩护茅盾撤退得到周恩来发的路费,这是因为这次行动是周恩来直接指挥的文化名人的撤退活动。不过在建国前文人的生活在成名之前通常是十分艰苦的。有些人还有一份日常的工作维持生活。不然,没有稿费和版税后,生活就将陷入困境。文人生活如遇到困难可以得到救助的渠道通常也不多,鲁迅就经常遇到年轻作家去借钱,他曾借过钱给萧红和萧军,也借过钱给以群。

  “萧红和萧军,一九三四年刚到上海时手里的钱不足十元,只够租一间亭子间的月租。他们买了一袋麵粉,一隻炭炉与一些木炭,盐醋食油已经买不起。只能每天白水煮麵,外加几个铜板的蔬菜。为了写作,买纸就不能坐车,坐车就不能买纸。一直到小说发表后,生活才稍有改善。”(裴毅然《左联时期上海作家经济状况之一瞥》)所以,萧红临死前还不忘嘱咐端木蕻良,要把她最成熟的作品《呼兰河传》的版税送给一直照顾她的青年作家骆宾基。家产丰厚的端木蕻良显然不在乎萧红的版税,慨然答应了。

  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有一段关于放河灯的描述:“河灯从几里路长的上流,流了很久很久才流过来了。再流了很久很久才流过去了。到后来河灯越来越稀疏了。到往下流去,就显出荒凉孤寂的样子来了。因为越流越少了。……这时再往远处的下流看去,看?,看?,那灯就灭了一个。再看?看?,又灭了一个,还有两个一块灭的。于是就真像被鬼一个一个地托?走了。”

  萧红的心中总有那种无法排遣的孤寂,即便她看河灯,也会看到那最后消失的一盏。而显然并不是她的眼睛看到了那一盏最后消失的河灯,而是她的心里总有那无法消逝的孤灯的幻影。而我又觉得她从那盏最后的孤灯里看见了自己的孤独。

  进步文人们离开香港,辗转各地,又到了文化之都上海。当时在上海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总会,也做过很多资助在经济困境中的文艺界人士的生活。前年在上海我见到研究“文协”活动的邓牛顿,他特地向我赠送了一些从资料档案馆中复印的四十年代上海时“文协”的信件。其中有两封颇有代表性,从中可以看出当年“文协”在资助文化人生活方面的作用。

  中国著名版画家陈烟桥的作品曾被选入鲁迅所编的《木刻纪程》。其中就有一封他的信:

  文协理事会诸先生大鑑:

  兹有不得已之事向理事会请求援助者,家母年老体弱,加以数年来经常流徙,致积病不起,据医生云无生望,深恐于一二日内逝世。晚因连年逃难,一无积贮,遇此突变,实无馀资完此丧事。故恳求总会体察下情,加以援手,不胜感激。专此奉达,儜后明教。临书愧歉,不尽所言。顺颂

  日祉。

  晚 陈烟桥敬上

  八月二十七日


  拟以济助名义致送二十万元。

  叶圣陶 巴金 郑振铎 叶以群


  还有一封信是漫画家丁聪、沈同衡写给“文协”理事会的信:

  迳启者 漫画家廖冰兄先生在桂在渝在昆均系文协会员其从事漫画工作努力不懈卓著成绩久为同人所钦敬此次廖先生夫妇暨其幼女附搭新中国剧社復员便车自昆来沪中途在贵州安顺惨遭覆车廖夫妇均身受重伤详情已屡见报端今新中国剧社全体人员已陆续来沪而廖先生夫妇以伤势未愈迄今在筑留医惟一以医药昂贵二则举目无亲生活至为颠困其幼女既乏人照料廖夫人且又将临产日前来信一字一泪读之令人悲痛万分同人等及廖先生友好曾集款二十万元寄助并拟继续捐寄但同人等力量有限且款少债多实无补于急特函恳文协方面在福利金项下准予拨款汇筑济援以应眉急而慰连年辛勤工作之同志可否之处尚祈卓裁此致

  中华全国文艺协会

  本会会员

  漫协理事    丁聪 沈同衡

  十一月二十三日


  拟致送二十万元。

  叶圣陶 巴金 叶以群

  而两封信中的“拟以济助名义致送二十万元”、“拟致送二十万元”。显然都是叶以群的笔迹。可以想见当时他实际负责“文协”的日常事务。父亲以群几十年中一直主持各种协会的工作,掌管运作的经费,帮助过受经济困境的文人。为了办进步杂誌,他还通过广泛的社会关系,募得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的钱用来资助刊物。

  可是“文革”初期他死后我们年幼时家境十分拮据时,却并没有得到组织的帮助。当时父亲已入另册,后人难免被连累,所幸已被运动遗忘,不来继续找家属的麻烦已算宽容。亏得在母亲微薄的工资收入外,外婆来自海外的外汇改善了我们的生活。不然真的不知一家七口如何渡过困境。

  父亲获得平反后,我看到一张作协的批文,同意发还五百元。那是父亲留下的存款被冻结后。只能按孩子的人头每月拿出十五元作生活费,经过十年“文革”后已经所剩无几。那时的五百元约相当于现在的几万元,约是父亲原来一个半月的工资。

  文人皆有艰难时,他们遭遇的生活中的艰难,投射?时代的印记,这些往事既在他们的生命歷程中产生深远影响,也使他们留下的流传至今的精神产品的价值,更难以用金钱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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