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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站:回不去家的人


国庆将至,北京西客站,等待搭乘火车、出外旅游、回家省亲的人们接踵摩肩,而这里的另一些人,却把人生“滞留”在了车站,无家可归。流光溢彩的北京夜里,他们蜷伏在西客站南北广场,几张报纸、捡来的布袋,就是他们的床。图为流浪母子严春花和小小。2002年冬天,河北沧州的闫春花因为家庭纠纷被嫂子赶出家门,来到她心中的大都市北京,在京流浪期间她被人强暴,2007年,她生下了没有姓的小小。45岁的闫春花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很多,皱纹像爬虫一样遍布全脸,蜡黄的皮肤透着黑。瘦小的她不爱笑,只有看到小小时面部肌肉才会稍微放松。7岁的小小就像他的名字,长得比同龄孩子瘦弱,身上结着一层厚厚的黑痂,但眼睛非常明亮。闫春花和小小每天靠捡瓶子为生,运气好的话一天大约捡七十来个,运气不好就只有四十几个,废品站塑料瓶子回收价格起伏在七八分。这也就意味着,闫春花生意最好时,一天也挣不到七块钱。但她没想过乞讨,虽然她清楚瘦弱的她带着小小,乞讨收入绝对可观:“我不愿意带着孩子跪在路上求人给钱,小小不愿意,我也不愿意让孩子这样。”  对于正当学龄的小小,闫春花说:“北京户口多难上啊!那么多北京白领孩子都没法上学,更何况是小小!”小小也没想过要上学:“我只想赚钱,赚好多好多钱给妈妈。”在他的世界里,妈妈只是工作和别人不一样;他住的地方抬头就能看到月亮;好人特别多——很多人送吃的给他和妈妈,还有个叔叔经常骑着电动车跑来塞钱给他。“我每天都觉得很开心!我喜欢挖土机,喜欢公交车,我想当一名司机!”小小说。



流浪者雷魁殿7岁殁母,8岁逝父,年轻时被日本人抓去做过苦力;他当过兵,打过仗。老伴去世那年他工伤致残,老板拿400元打发他走。两年后,他来到了北京,今年是他来北京的第23年。92岁的雷魁殿银须白眉,衣着整洁的他一直微笑,好像每天都特别顺心。胯部受伤后,雷魁殿的腿也变得不灵便,但坐着的他看起来还是很精神。不同于传说中的“高薪乞丐”,雷魁殿一天的乞讨收入仅一二十元。他在西站旁租了个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屋里勉强放下一张小床,没有水电,月租两百元。雷魁殿作息非常规律,六点去街边定点乞讨,晚上七点半回家,他特意买了个放大镜看捡来的报纸,还存钱买了个收音机听环球资讯:“我只听国家大事,什么娱乐唱歌的,我都不听。”他说:“我已经知足了。而且我每天过得非常高兴!”他并不觉得自己乞讨丢人:“我都这么大把年纪,又残疾,乞讨也算自食其力,但我绝不去收容所,我不能增加国家负担!”去年他的乞讨罐被人抢走,旁边摆摊的21岁的小周立马甩下摊子跑了大半条街帮他追回了钱罐:“大爷当时气得直哭,说这是欺负他人老又残疾。”“世上还是好人多。”雷魁殿感叹,“常有许多好心人给我送来吃的。”32岁的刘明就是其中之一,去年出租车份子钱上涨,交不起份子钱的司机刘明下岗了,但他还是照常送来食物,过年时还给老人买了一套衣服,“看到他这么艰难我很难不做什么,但像我这种人也做不了什么。”他说。



“我喜欢车床,我希望能当上车间主任。”谈起自己的梦想,55岁的刘怀德露出孩子一样的兴奋表情。年轻时,刘怀德在东北一家国企上班,是厂里负责车床的一把好手,但后来因病离职,“这辈子我都不能去开车床了。”刘怀德也不清楚现在自己身上有多少种病,他浑身关节疼痛,喉咙里长了肿瘤,只能发出喑哑几个音,发肿的手早已无法动弹。四年前,刘怀德带着全部家当从辽宁来北京治病。几月内花光所有钱后,找不到工作的他睡在了西站南广场,这一住竟是四年。刘怀德住在广场出站口宣传栏背后,几个破旧袋子垒在一块就是他的床。这里不仅有股刺鼻的尿骚味,还有苍蝇萦绕。每有给他送食物的好心人至此,他都会催人快离开。他特别喜欢笑。孑然一身的刘怀德在家乡没有亲人,但这仍改变不了他对家乡的思念。问及故乡,一直在笑的他突然哭了起来:“我想辽宁,我想回家,但我没钱,这辈子我都回不去了。”



周连甲和刘怀德是好朋友,虽然耳背的他听不太清刘怀德发出的含糊字音,但住在北广场的他还是常来南广场看望刘怀德。两人也不怎么说话,只是静静坐着。“起码心里有个安慰。”他说。周连甲白天捡瓶子,行动不便的他每天收入一块多,饥饱往往取决于多少人乱丢吃剩的食物。今年69岁的周连甲脸皱得像核桃,身高只有一米五几的他常年穿一套破旧的迷彩服。他只记得20多年前老家的房子被两个儿子卖了后,自己就从老家唐山到了北京。在长期风餐露宿中,周连甲落下一身病。他两三年回一次老家,每次只呆几天。面对在外颠沛流离的父亲,两个儿子并没表现出多少关心,两人总是在一场激烈的争吵后,凑出两百块钱作为接下来两年的生活费给他。

(文中流浪乞讨者为化名) 刘诗蕾 宋芳 苑苏文 丁静/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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