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干校往事 / 李家忠 中共中央, 外交部, 国务院, 知识分子, 上高县

　　我在近四十年的外交生涯中，除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内和驻外使馆从事主管的业务工作外，还有一段难忘的经歷，就是下放到“五七”干校。

　　一九七○年春，我结束了在驻越使馆的五年任期回国，当年七月下放到位于江西上高县的外交部“五七”干校。所谓“五七”干校，是指根据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写给林彪的一封信，即“五七指示”，而兴办起来的干部学校，实质上是在“文革”中集中容纳党政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的场所。

　　一九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曾下达档规定：“国务院各部委机构由原来的九十个精简为二十七个，各部委的干部编制总数压掉百分之八十二。”因此，各部委大量的干部都涌入了“五七”干校。

　　我到江西干校后遇到不少熟悉的同事，他们自称是“三一八战士”。我不太清楚这个称呼的含义，后来得知，他们是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八日来到干校的，是干校的第一批学员。临行前大家曾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集合，宣誓要一辈子扎根干校，永远不回北京。

　　干校参照部队的组织形式，分为校部和连、班三级。连里设连长、副连长和指导员，班里设班长和副班长。我被分配到五连，这个连全是从驻外使领馆回来的人员，其中有好几位老大使，如驻巴基斯坦大使章文晋、驻柬埔寨大使陈叔亮、驻斯里兰卡大使谢克西、驻伊拉克大使曹痴等。还有后来担任副外长的朱启祯和王英凡。王英凡是副连长。朱启祯在炊事班，每当开饭时，他负责在窗口给大家打饭，肩上披一条擦汗的毛巾，每份饭的分量掌握得非常准确。曾担任过副外长的王炳南也在我们这个连，他是被审查对象。关于他的专案由“上边”掌握，连里专门派人和他同住一个房间，实际上是监督看管。

　　“五七”战士的基本任务是参加农田劳动，强度很大。而物质条件则十分贫乏，除夫妇一起下放的以外，五六个人同住一个房间。生活单调、枯燥，伙食更是缺肉少油。但大家都能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一次，一位老大姐知道我粮食不够吃，竟慷慨地支援我二十斤粮票。还有一次，我端?饭碗从一位五七战士的家门经过，听到里面有人喊我的名字，便走进他的房间。只见他拿出从北京带去的玻璃瓶，里面装的是炼好的猪油，他顺手往我的碗里放了一勺，顿时我那碗缺肉少油的素炒白菜，就变成了美味佳餚。

　　来到干校后总有一种不被信任的感觉。尽管“三一八”战士曾宣誓要一辈子走五七道路，但大家时刻都在关心外部世界的变化，内心仍盼望能早日返回工作岗位。那时干校规定每天上午有一小时的“天天读”时间，用来读毛泽东著作等政治材料。有的人担心自己的外语被荒废，便把外语书籍夹在《红旗》杂誌里面，表面上看去是读《红旗》，实际是在读外语。

　　每当国庆前夕，干校领导便通知大家说，国庆期间停止进京，以确保首都的安全。这使五七战士们心里很不舒服，为什么他们往日可以陪外宾出入钓鱼台国宾馆和人民大会堂，此刻却成了影响首都安全的不安定因素？尽管如此，大家都不敢轻易说出真实想法，都希望用良好的表现，换取早日离开干校。一般情况下，每人都要在干校呆上两三年，也有人“常驻”了七八年，荒废了一生中最宝贵、精力最旺盛的黄金时光。

　　在干校期间，大家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十分值得珍惜。如今人们都已七八十岁，仍不时在一起聚会。有一次我们五连的老战士聚会，到场的竟有六十九人。见面时大家互相问长问短，谈笑风生，回忆在干校的酸甜苦辣，那种亲热劲儿在机关里是不太能看到的。

　　前驻扎伊尔大使孙崑山和前驻波兰大使馆政务参贊王砚是聚会的召集人，每次聚会前后都要忙碌一番，散会后还要把现场拍摄的照片洗印后寄给每一个人。一次孙大使骑?自行车到邮局去寄照片，由于路途颠簸，照片掉在了半路，只好重新洗印，重新邮寄。看?照片上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不禁又回忆起在干校度过的难忘岁月。